假期重讀了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比起大部頭史書的艱澀難讀和野史小說的非正式笑談，這本書真是一本易讀又深刻的歷史小書。書雖不厚，只用不大的篇幅筆墨，從明代后期幾個人物入手，見微知著，就將明代朝廷政治的運作機制、當時文化思想的內在脈絡、祖宗法度與時局現實的矛盾等問題剖析清楚，并且給出了迥然不同于以往的解讀——為什么中國文明幾千年，明代中后期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卻沒有能夠順利轉入現代社會，而同期的西歐，抓住機會實現了工業革命，對外擴張，率先邁入現代社會。
《萬歷十五年》的結論，簡單說來就是：中國兩千多年，都是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達到極致。作者提出因為中國古代政府以道德代替行政，缺乏精確化管理社會行政的傳統和能力，財政稅收制度不能與民間經濟的發展相配合，才是所謂資本主義萌芽不能繼續發展的關鍵。“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
《萬歷十五年》的切入點，是皇帝“怠政”的源起。萬歷皇帝后期為何突然性情大變，怠惰朝政？有的說是萬歷成年后，擺脫了張居正、馮保、張太后三把“戒尺”；有的說是萬歷成年以后血氣方剛，連續開展了“萬歷三大征”后而意滿自得，疏于朝政。
《萬歷十五年》把萬歷怠政與萬歷皇帝和文官集團的對立矛盾聯系起來，認為怠政是萬歷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情緒。為什么文官集團一定要在“皇儲問題”以及皇帝私人生活問題上錙銖必較，與皇帝難以調和地產生爭執呢？這其中的根源在于：一、 明朝以倫理道德治天下，極其重視表面上、形式上的正義，皇帝本人作為帝國的化身，本身的道德應是理想化的代名詞；二、理想化的道德模范不僅適用于皇帝，也應用于對文官集團的標準，為官者要以圣賢為標尺，公正磊落，勤懇簡樸，但是萬歷發現，文官一方面不停地干涉自己的決定，指責自己必須戒除酒色財氣，做一個道德無瑕的君主，一方面他們自己卻私下貪污斂財、收受賄賂。簡直是典型雙重標準。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風是，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辭唯恐不夸張，往往憑借著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關心的并非所論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借刻薄的言辭嘩眾取寵，一舉成名。
萬歷皇帝看穿了這套把戲，說這些言官是“訕君賣直”，把標榜道德作為一種資本來賣弄。由此，他選擇以冷漠來應對這些言官，而冷漠則進一步演變為對生活的厭倦，進而從內心世界見諸于行動。
明朝以傳統道德治國的方式，不僅在中樞統治集團中造成了矛盾，而且將阻礙經濟、社會、軍事以及個人思想的解放。他試圖從傳統道德治國，進而對財政組織方式，然后對經濟商業延緩，乃至軍事實力衰落，個人思想解放的矛盾。
財政上，明朝的一大特點是財政稅收的短距離側面收受，這種創始于洪武年間貫穿整個明朝的財政組織方式極不利于商業組織的形成。全國布滿了這種短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黃仁宇認為，假如財政制度是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有較大的進步，金融業也會應客觀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相比之下，西歐各國在十四世紀已經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也是如此。
再者在地方治理上，地方官關心的是他們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標準是田賦之能否按時如額繳解、社會秩序是否安定團結。輔助私人商業的發展，不在于他們職責范圍之內。
軍事上，明代并非一個軍事實力很強的朝代。追本溯源，明朝從洪武開始就具有重文輕武的傾向，經過一百年，文官集團進入了成熟階段，社會地位上升到歷史最高點，而相對應的，武官的社會地位則跌到了最低點。俞大猷曾經提出建立一支常備海軍的主張，也沒有被中央采納。因為如果建立海軍一旦成為事實，有關各省的財政就要從原來小單位之間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與之相應，保證規格和數字的準確，才能取得預期的行政效率以與現代化的軍事技術配合。然而，我們龐大的帝國，在本質無非是數不清的農村合并成的一個集合體，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
1587年，是為萬歷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從這個角度看，萬歷朝這個不起眼的年份，也是整個華夏帝國漸行漸遠的背影，也給后人留下深刻思考。
（浙農愛普?鄧志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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